屋里顿时安静下来。几个大队干部面面相觑，脸上表情复杂。

我观察着他们的反应，心里已经做好了应对各种问题的准备——在后世，征地拆迁是最敏感的问题，补偿款、安置房、社保……每一样都能扯上几个月甚至几年。

但接下来的对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一个六十多岁、头发花白的老支委先开口，他说话很慢，带着浓重的口音：“韩同志，我就问三个事。”

“您说。”我拿出笔记本。

“第一，这地要是被国家用了，公粮咋交？”老支委盯着我，“咱们大队每年要交四十二万斤公粮，这是硬任务。少了地，产量肯定下，但公粮任务不会减吧？”

我愣住了。第一个问题，居然不是个人补偿，而是集体任务。

“第二，”一个中年妇女接话，她是大队妇女主任，“咱们这地，主要是种玉米、高粱，还有二十亩菜地。要是地没了，社员吃啥？粮本上的定量不够吃啊，就靠自留地那点产出和工分换的粮食补。”

“第三，”王大山队长自己开口了，声音沉重，“咱们大队四百多口人，三百多个劳力，就指着这些地。地没了，人干啥？总不能都闲着吃国家救济吧？那不成二流子了！”

屋子里又陷入沉默。几个老农蹲在墙角吧嗒吧嗒抽旱烟，眉头紧锁。

我拿着笔，半天没写下一个字。这些问题如此朴素，如此真实，却又如此沉重。没有一个人问“一亩地赔多少钱”，没有一个人提“我家房子怎么办”，他们关心的，是集体的任务、全队的口粮、所有人的生计。

这就是1965年的中国农民。他们的思维还牢牢绑定在土地上，绑定在“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才是自己的”这套逻辑里。个人得失，被放在了集体生存之后。

“乡亲们，”我放下笔，站起身，郑重地说，“你们提的这三个问题，我都记下了。我现在没法当场答复，因为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但我向你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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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环视屋内每一张质朴而焦虑的脸：“第一，如果征地，公粮任务一定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绝不会让大队为难。”

“第二，社员的口粮问题，一定会妥善解决。可能是提高粮本定量，可能是实物补偿，也可能是其他方式。”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工业园建起来，需要大量工人。城晋驿的壮劳力，只要符合条件，优先录用！有技术的更好，没技术的，我们可以培训！”

屋里响起一阵骚动。

“真……真的能进厂当工人？”一个年轻后生激动地问。

“我说话算话。”我点头，“但前提是，厂子要能建起来。所以需要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王大山队长深吸一口气，站起来：“韩同志，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有底了。地是国家的，国家要用，我们没二话。只要能把社员的生活安排好，不让大家饿肚子，我们配合！”

“对，配合！”几个干部附和。

回去的路上，拖拉机在颠簸，我的心也在震动。

“怎么了浩子？”王斌叔看出我情绪不对。

“王斌叔，您说，为什么他们一句都没提钱的事？”我喃喃道。

王斌叔笑了，笑容里有些苦涩：“傻孩子，这年头，钱有啥用？有钱没票，啥也买不着。粮食、布匹、油盐，哪样不要票？对他们来说，有活干、有饭吃、孩子能上学，比啥都强。”

我望着车后扬起的雪尘，突然对“集体主义”这个词有了更深的理解。它不是口号，而是生存的策略，是在极端匮乏条件下，一群人抱团取暖的本能选择。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笔记本，直接来到农业厅王厅长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