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老支书举起粗糙的陶碗，“为了来年更好的光景，为了咱们国家越来越强盛，干杯！”

“干杯！”

所有人都举起了碗，无论是酒还是水，都饱含着最真挚的情感。我仰头，将辛辣的液体灌入喉中，一股热流从胃里直冲四肢百骸，驱散了所有的寒意与疲惫。

席间，不断有村民过来敬酒，说着感激和祝福的话。孩子们在桌缝间追逐打闹，抢着掉在地上的鞭炮。妇女们忙着添菜加汤，笑声不断。

这喧嚣、质朴、充满生命力的场景，与我记忆中2025年那些精致却疏离、充斥着虚拟社交的年味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里，我感受到了真正的“集体”温暖，一种扎根于土地、源于血脉相连的归属感。

王斌叔凑到我耳边，低声说：“浩娃子，你看到没，大家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以前过年，虽然也高兴，但眉宇间总带着点对来年光景的担忧。现在，是真的开心，是真的相信明天会更好！”

我点点头。这就是“星火燎原”计划最微观、也是最根本的体现。它不仅仅体现在宏大的工业蓝图和国家战略上，更体现在这一个个村落、一张张洋溢着希望的笑脸上。

年夜饭在热闹和温馨中持续了很久。直到夜色深沉，繁星满天，众人才渐渐散去，各自回家守岁。

我回到自己的家，虽然疲惫，却毫无睡意。窗外，零星的鞭炮声还在继续。我摊开稿纸，就着昏黄的灯光，开始梳理接下来的工作思路。

筹备组有刘永好厂长具体负责，我可以放心。配件联盟的试点方案已经完成，年后就能在阳曲县农机厂率先启动。与北农大陈老团队的技术对接需要提上日程，特别是中型拖拉机和东风三轮车的详细设计。还有工业园土地勘察、配套政策细化、乃至未来可能涉及的人员招聘培训……

千头万绪，但脉络清晰。

远处，传来新旧年交替的第一声密集钟响和鞭炮齐鸣。

1965年，来了。

大年初一清晨，我早早起床，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蓝布中山装。

推开院门，清冽的空气扑面而来。地上散落着红色的鞭炮碎屑，像撒了一地红梅。远处传来孩子们追逐嬉闹的声音，夹杂着“新年好”的问候。

“浩子哥，新年好！”一个七八岁的男孩跑过来，脸蛋冻得通红，手里攥着几颗糖，“我爹让我给你送糖！”

我蹲下身，接过那几颗用粗糙油纸包着的水果糖，摸了摸他的头：“谢谢小石头。你也新年好，又长高了。”

“我爹说，等我长大了，也要像浩子哥一样念大学建工厂！”男孩眼睛亮晶晶的。

“好，好好读书，到时候厂里需要很多有文化的技术员。”

正说着，王斌叔和李书记从村道那头走来。王斌叔今天特意换上了那件只有重要场合才穿的深灰色咔叽布外套，李书记则戴了顶崭新的解放帽。

“走，浩子，按咱们村的规矩，今天得挨家挨户拜年。”李书记笑着说，“你是咱们村的骄傲，大家可都等着你呢。”

我心中一暖。这个传统，我重生后已经经历了三次，但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第一年是战战兢兢，想着如何生存；第二年是满怀希望，筹划着改变；第三年，也就是现在，是带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拜年的第一站，是老支书家。

老支书今年七十有三了，但精神矍铄。他的小院里，已经聚集了不少村民。看到我们进来，大家纷纷起身。

“老支书，各位乡亲，新年好！”我拱手作揖。

“好好好！浩娃子新年好！”老支书拉着我在炕沿坐下，“昨晚你回来得晚，今天可得好好说说，省城那个大项目，到底怎么回事？”

屋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我注意到，除了熟悉的乡亲，还有几个面孔陌生的年轻人——应该是从县里、公社回来过年的。

我清了清嗓子，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把农机工业园的规划讲了一遍。当我提到“要建5000亩的工业园”时，屋里响起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

“五……五千亩？”一个中年汉子咂舌，“咱们村所有耕地这么大啊！”

“所以不只是建厂，是要建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我解释道，“就像咱们村当初搞养猪场，后来衍生出饲料加工、粉条作坊一样，只是规模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