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个思路，对我们也有启发。”在计委工作的张伟说，“我们搞规划，有时候脱离实际，就是因为不了解基层情况。应该多下去走走。”

聊完工作，话题自然转到个人问题。大家看到我和林雪晴坐在一起，又是一阵起哄。

“金童玉女啊！”有人感叹，“韩浩事业有成，雪晴才貌双全。羡慕嫉妒恨！”

林雪晴大大方方地笑着，给我夹菜。那种自然流露的亲昵，让同学们更是羡慕。

酒过三巡，话题渐渐深入。这些同学在部委工作，身处信息中心，对时局的敏感度远超常人。

“最近风声有点紧啊。”张伟压低声音，“各种讨论越来越多，有些已经超出学术范围了。”

“我们那儿也是。”在教育部工作的同学说，“高校里各种辩论会、批判会，一周好几次。有些老教授，压力很大。”

王建军喝了一口酒：“我听说，上面要搞一次大的思想整顿。具体怎么搞，还不清楚。但肯定动静不小。”

我心里一紧。这些信息，和我前世的记忆吻合。1966年，那场席卷全国的风暴，已经在酝酿了。

“咱们这些年轻人，该怎么办？”有人问。

“少说话，多做事。”张伟说，“把本职工作干好，其他的，不议论，不传播，不参与。”

“对。”王建军点头，“记住咱们是干什么的——建设国家。把经济搞上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才是正道。”

聚会结束，我和林雪晴走在长安街上。夜色中的天安门城楼庄严雄伟，广场上还有人在散步。

“浩哥，你担心吗？”林雪晴轻声问。

“担心。”我老实说，“但我更担心你，担心路老师，担心所有我在意的人。”

“我会小心的。”她握紧我的手，“你也是。在山西，天高皇帝远，也许反而安全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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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回到招待所，我睡不着。爬起来，把最近一个月的人民日报找出来，一篇篇仔细看。

社论、评论、报道……字里行间，能看出风向在变。强调阶级斗争的多了，强调业务的少了；强调政治挂帅的多了，强调经济建设的少了。

我拿出笔记本，把重要观点摘录下来。然后对照前世的记忆，梳理脉络。

1965年秋，山雨欲来风满楼。

而我，一个二十四岁的副厅级干部，一个有着后世记忆的重生者，该何去何从？

香港是一定要去的。那里有我的商业帝国梦，有孵化民族品牌的舞台。但去之前，我必须把大陆的事情安排好——韩家村的产业，晋中的抗旱成果，还有，和林雪晴的婚事。

原本这次来北京，我想正式提亲。但听了林父的提醒，看了同学们的忧虑，我改了主意。

还不够。时机还不够成熟。

我要在山西干出更大的成绩，要有足够的分量，才能让林家人放心把女儿托付给我。也要等形势更明朗些，避免婚事被卷入不必要的风波。

我在附近找了一间招待所对付了一晚，当第二天醒来准备收拾行李时，门被敲响了我以为是林雪晴，赶紧过去开门，一开门…

“你们找谁”我惊讶的问到

“请问，你是韩浩同志吗？”其中带头的中年男人问道。

“我是韩浩，请问你们是…”我好奇的问道。

脑子里转了一圈也没有想到，到底谁会找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