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稍微一歪，给某些人家多报点损失，或者像张老板这样虚报一些，自己就能得到不少“实惠”。这诱惑，对于他这个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的村干部来说，太大了。

他烦躁地抓了抓头发，走到窗边，看着院子里那些熟悉的面孔......佝偻着背的李老汉，他家的房子都被冲垮了一角；眼神麻木的王寡妇，她儿子在外打工，就指着这几亩地和孩子的生活费…他们粗糙的手上还沾着抢救粮食时留下的泥巴，眼神里充满了对救济和公道的期盼。

“狗日的…”李富贵低声骂了一句，不知道是在骂那些来说情的人，还是在骂自己内心蠢动的贪念。

他猛地转过身，拿起桌上的名单，最终还是尽量按照昨天实地查看的情况，开始艰难地、一笔一划地登记。

每写下一个相对客观的数字，他都觉得像是在从自己身上割肉，但残存的良知和那份对父老乡亲不易的共情，让他无法真正下笔去歪曲。这个过程，比他干一天农活还累。

与此同时，在更偏远的山脚下的靠山村，则是另一番景象。

村支书赵老蔫，是个五十多岁的木讷汉子，没什么文化，当上支书主要是因为村里实在找不出更年轻、更“能”的人了。

此刻，他面对着桌上那厚厚一沓、填写要求复杂的受灾情况统计表，愁得直揪自己本就不多的头发。

“这…这咋填啊？啥叫‘经济损失评估’？啥叫‘房屋损毁等级’？”他求助似的看向旁边稍微读过几年书的会计，会计也挠头，“支书，这得请镇上的技术员来指导吧？”

可镇上也忙得脚不沾地，技术员根本派不过来。村民们已经围在了村委会外面，七嘴八舌地诉苦：

“赵支书，我家粮仓都泡了，粮食全发芽了，这可咋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