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广志猛地抬头，盯着我，眼神锐利得像要穿透什么：“钒钛微合金化？韩浩同志，这可不是农机厂该知道的东西。这是冶金部重点实验室都在攻关的前沿课题！”

气氛瞬间有些微妙。

刘永好紧张地看着我。我心里却平静——这正是我要的效果。既要展现价值，又要合理化解怀疑。

我笑了笑，笑容里带着点“土专家”的憨实和执着：“赵总工，不瞒您说，为了搞明白材料这点事，我可没少折腾。托关系找过太原工学院的老师借过外文期刊影印本，虽然好多单词不认识，连猜带蒙；也拜访过几位从鞍钢、包钢退下来的老工程师，听他们讲当年怎么用土法子解决洋设备的问题。钒钛微合金化这个词，就是从一位老工程师的笔记本上看到的，他说苏联人五十年代就在研究，咱们国家也在跟。”

这个解释半真半假。真的部分是我确实走访过不少老师傅，假的是我对这个方向的清晰认知主要来自后世。但在1965年，一个刻苦钻研、博采众长的基层技术人员形象，是立得住脚的。

赵广志的眼神缓和下来，甚至带上了一丝赞赏：“想不到，你们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还能这么钻技术！好啊，这才是搞工业的态度！”

他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猛地转身：“你刚才提议，成立联合研发小组，主攻农机专用钢。我原则上同意！太钢有实验室，有冶炼和轧制设备，有检测手段。你们有实际应用场景，有性能需求，有测试验证能力。咱们优势互补！”

“太好了！”刘永好喜出望外。

“但是，”赵广志话锋一转，“这事不是我一个人能定的。联合研发涉及人员调配、设备使用、经费开支，需要厂党委批准。更重要的是——”他看着我们，“你们星火厂，到底是什么性质？是县社队企业，还是省里的重点厂？有没有正式的编制和计划渠道？如果只是临时性的合作，恐怕难以为继。”

这个问题问到了根子上。1965年，所有工业活动都镶嵌在严密的计划体制内。没有“户口”，很多事情寸步难行。

我迎上他的目光，语气郑重：“赵总工，星火农业机械工业园，目前是省农业厅和地区共同扶持的试点单位，正在申请纳入省明年的重点农机建设项目。我们的星火-50拖拉机，已经引起了农机局的关注，部里很可能近期会下来评审。如果通过，我们将成为国家定点拖拉机生产企业之一。”

“至于编制和计划渠道，”我稍微挺直脊背，“我们确实还在争取。”

就在这时，办公室门被推开了。

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中年人走了进来，身后跟着秘书模样的人。赵广志立刻站起身：“杨书记！”

来人是太钢的党委副书记，杨志国。他大概五十岁左右，面容严肃，目光扫过我们，最后落在桌上的拖拉机图纸和那些农具照片上。

“老赵，听说你这里来了客人？是农机厂的同志？”杨书记开口，声音平稳，听不出情绪。

“是的杨书记。”赵广志赶紧介绍，“这是星火农业机械工业园的韩浩同志，刘永好同志。他们带来了一台自己设计制造的拖拉机，刚才在试验场做了演示，效果非常好！他们正在和我们谈材料合作的事。”

“哦？”杨书记走到桌边，拿起一张翻转犁的工作照片看了看，“自己造的拖拉机？不容易啊。哪个部归口的？一机部还是八机部？”

又是“户口”问题。

我上前一步：“杨书记，我们星火工业园目前是省地共管试点，正在积极向一机部农机局申请纳入国家计划。我们的产品星火-50，已经完成了省级鉴定，各项性能指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杨书记放下照片，看着我：“年轻人，有干劲是好事。但国家搞工业，讲究的是计划性、系统性。一个没有正式计划渠道的单位，要和大钢厂搞联合研发，这不符合规定啊。”

办公室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刘永好的手心开始冒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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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到了最关键的时刻。面对杨书记这样掌管意识形态和规章的政工领导，光讲技术、讲产品是不够的，必须把这件事提升到更高的政治和战略层面。

“杨书记，”我放缓语速，让每个字都清晰有力，“您说得对，国家工业建设必须讲计划、讲系统。我们星火厂，正是在努力成为这个系统中有价值的一环。”

“我们造拖拉机，不是为了一个厂、一个地区的利益，是为了响应党中央‘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号召。山西是农业大省，也是地形复杂的省份，急需适合本地特点的农业机械。我们的星火-50，就是针对这个需求设计的。”

我拿起那张在试验场拍摄的、拖拉机拉着满载拖车的照片：“杨书记，您看这台机器。它身上用的钢材，可能就来自太钢。当它奔驰在三晋大地上，为农民犁地、播种、运输时，太钢的钢铁，就从冰冷的原料，变成了解放生产力、多打粮食的热乎乎的力量。这算不算‘钢铁支援农业’最直接的体现？”

杨书记的目光在照片上停留了几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