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没等我说完，李书记就拍板了，“需要多少？你说个数！”

“粮食至少需要五千斤，蔬菜越多越好，鸡蛋、肉食有多少要多少。”我顿了顿，“但我不白要，按市价买。工业园有这笔预算。”

“买什么买！”李书记眼睛一瞪，“浩娃子，你这是看不起咱们韩家村的老少爷们啊！”

他站起身，走到墙边拉了一下广播的开关绳。挂在村口老槐树上的大喇叭“滋啦”响了一声。

“全体社员注意了！全体社员注意了！”李书记对着话筒，声音传遍整个村庄，“浩娃子回来了！工业园那边有三千多乡亲在义务劳动，粮食不够吃！咱们韩家村是浩娃子的娘家，不能看着不管！”

小主，

“家里有余粮的，有菜的，有鸡蛋的，都送到大队部来！能出多少出多少，咱们不能让帮咱们造机器的人饿肚子！”

广播重复了三遍。

李书记放下话筒，看向我：“等着吧。”

接下来的场面，我永生难忘。

先是住在大队部附近的几户人家来了。赵大娘挎着个篮子，里面装着二十个鸡蛋、三棵白菜：“李书记，俺家就这些，先拿着！”

然后是村东头的王大爷，背了半口袋玉米面：“去年按浩子说的法子种玉米，多收了两千斤！这五十斤先拿去！”

人越来越多。

张婶提着一块腌肉——那是她家过年舍不得吃，留着待客的。刘叔扛着一麻袋土豆，那是他从窖里刚挖出来的。孙家兄弟俩抬着一筐萝卜，上面还带着新鲜的泥土。

不到半小时，大队部的院子里就堆成了小山。

李书记让我搬了张桌子，拿了个本子，开始登记。但他很快发现这活儿干不了——来的乡亲们都不愿意留名。

“记啥名啊！都是自家的事！”一个老汉把一布袋小米放下就走。

“就是！浩子帮咱们养鸡挣钱的时候，也没让咱们记名啊！”一个大婶放下鸡蛋篮子，转身就离开了。

我看着院子里越堆越高的物资，眼眶又开始发烫。这些都是乡亲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在这个粮食还不宽裕的年代，每一粒米、每一棵菜都来之不易。

“李书记，这……”我指着满院子的东西，不知道该说什么。

“收着吧。”李书记拍拍我的肩膀，“浩子，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民心。你真心实意为大伙办事，大伙就真心实意支持你。”

他顿了顿，声音有些感慨：“我当了十几年村干部，见过太多事。有的干部下来，开口就是命令，闭口就是指标，老百姓当面不敢说，背地里骂娘。可你不一样——你是真把大伙的事当自己的事办。养鸡场让大伙增收，改良种植让粮食增产，现在又要造拖拉机帮大伙省力……这样的干部，老百姓能不拥护吗？”

正说着，院子外传来一阵喧哗。

我走出去一看，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带着十几个妇女来了。她们每人手里都拎着东西——有的是一小袋白面，那是过年包饺子剩下的；有的是一罐猪油，那是攒了很久的；还有的提着几只风干的野兔、山鸡。

“浩娃子，”妇女主任走过来，“听说工业园缺吃的，咱们妇女也出份力！这些是各家各户凑的，不多，但都是心意！”

“谢谢！谢谢大家！”我深深鞠躬。

“谢啥！”妇女主任摆摆手，“要谢也是我们谢你！要不是你，大家伙怎么能住新房穿新衣吃肉？”

她身后的妇女们七嘴八舌：

“就是！俺家闺女今年上学，学费就是你发的养鸡分红！”

“俺家老人看病，也是用的养鸡钱！”

“韩同志，你就放心大胆干！咱们韩家村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是“根据地”。在后世那些资本游戏中，每个人都像浮萍，随时可能被浪潮吞没。而在这里，在1965年的韩家村，我扎下了根——不是用钱，而是用心。

物资越堆越多，很快就超出了大队部院子的容量。李书记当机立断：“浩娃子，我去安排一下粮食装车！”

装车的时候，全村能动的都来了。老人、妇女、孩子，都来帮忙。大家排成长队，像蚂蚁搬家一样，把粮食、蔬菜、鸡蛋、肉食一样样传递到车上。

“小心点！这袋白面别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