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家村的实践充分证明,将后世经过验证的生态农业理念与60年代的实际条件相结合,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土地永续利用的农业发展道路,是完全可以实现,且潜力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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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提高产量的技术问题,更是一种发展观念的革新,与当时普遍追求短期高产、过度开垦的倾向形成鲜明对比,也为后续可能面临的争议埋下了伏笔。
中午在村食堂简单吃饭时,王教授私下对我说:“韩浩,你们这个‘茶煮匠’模式,还有你在韩家村搞的这些试验,上面很关注。最近有不同部门的同志来调研,问得很细。
有的对生态循环、减少化肥农药很赞赏,也有的担心成本高、推广慢。你要有思想准备,新生事物,总会有不同看法。”我心中微微一凛,感谢了王教授的提醒,这与我之前感受到的暗流不谋而合。
下午,我又和王教授团队、村干部分组检查了不同田块,针对具体问题做了部署,确保秋收前各项工作万无一失。日落时分,我带着满满的收获和一丝隐忧,告别韩家村,返回太原。韩家村的星火正在稳定燃烧,但能否形成燎原之势,还需要应对更多的风雨。
回到计委宿舍的第二天上午,我正在整理韩家村之行的调研记录,思考如何将生态农业的经验更系统地融入“一县一品”的计划推广中,桌上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
是赵经理从“茶煮匠”总社打来的,语气带着明显的焦急:“浩子,不好了!刚接到晋南张村公社赵书记的电话,他们那边出事了!”
我的心猛地一沉:“别急,赵经理,慢慢说,怎么回事?”
赵经理深吸一口气,尽量清晰地汇报:“是县农业局的工作组!他们突然到张村公社检查春耕生产和社队企业情况,重点就盯上了咱们那个香料种植合作社!带队的孙副科长,说话很不客气,指责公社‘不务正业’,占用坡地种香料是‘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影响国家粮食安全’;还说跟‘茶煮匠’的包销协议是‘变相抬高物价’,‘扰乱统购统销秩序’;更严重的是,他们质疑公社支持成立的‘研究室’是‘搞形式主义’,浪费人力物力!要求立即暂停项目,恢复粮食种植,还要公社党委做深刻检查!”
果然来了!而且直指要害——“粮食安全”和“计划秩序”,这在那个年代是足以压垮任何创新尝试的两顶大帽子。 工作组选择在项目刚刚起步、尚未见显着成效时发难,时机拿捏得相当精准。看来,之前的匿名反映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有组织、有目的的阻击。
“赵书记那边情况怎么样?”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必须首先稳住基层同志的阵脚。
“赵书记压力很大!”赵经理说,“工作组态度强硬,公社内部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冒出来了。赵书记在电话里很激动,说这个项目是社员大会通过、给社员们带来希望的好事,他坚决顶住压力,但需要总社这边赶紧想办法支援,至少得让县里知道,我们这个项目不是瞎胡闹,是有更高层面认可和支持的!”
我快速思索着。直接与县工作组对抗是下策,不仅不明智,反而会坐实“不服从管理”的指控。必须借助更高级别的力量进行协调,但方式必须巧妙。
我想起赵经理之前提过,他在推广“茶煮匠”过程中,与主管农业的晋南专区刘专员有过接触,刘专员对“茶煮匠”带动农村副业、增加农民收入的做法印象不错。
“赵经理,你上次说,晋南专区的刘专员,对咱们‘茶煮匠’还是比较认可的?”
“对!”赵经理立刻明白了我的意图,“刘专员是南下干部,为人务实,比较关心农民实际收入。上次见面时,他还夸我们‘茶煮匠’是‘无中生有’,点石成金呢!”
“好!”我当机立断,“这是个突破口。你立刻准备一下,带上我们‘茶煮匠’完整的汇报材料,特别是带动社员增收、稳定城市供应、按时偿还贷款的数据图表。另外,把和张村公社签订的香料保底收购协议副本,以及我们设想的‘一县一品’计划对促进晋南地区特色经济发展、增加地方税收的初步规划也带上——当然,表述上要强调这是在集体所有制框架下,对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发展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