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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过三巡，话题自然转到他的工作。郭晋安揉了揉眉心，叹道：“浩子，你是不知道，我现在这摊子，压力有多大。市面上，东西还是太少啊！”

他掰着手指头数：“轻工业品，肥皂、火柴、暖水瓶，这些日常用的，计划内的数量就那么多，根本不够分。副食品更别提，肉、蛋、糖，哪个不是紧俏货？老百姓凭票供应，量就那么一点，想多吃点，没门路。

我们商业局，天天就是算盘子、分指标，跟各个单位扯皮，平衡供需。可盘子就这么大，再怎么精打细算，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他压低了声音：“不瞒你说，黑市为啥屡禁不止？还不是因为正规渠道满足不了需求？价格高得离谱，老百姓有怨言，可我们也没办法，计划指标是死的！

我现在整天琢磨的，就是怎么能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稍微搞活一点流通，哪怕多弄点本地土特产、手工业品上市，也能缓解点压力。可这步子，不好迈啊，动不动就牵扯到方向问题。”

我静静地听着，心中明了。这就是六十年代中后期城市商业的普遍困境：严格的计划调配与日益增长、且多元化的民生需求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郭晋安的烦恼，是整个时代商业体系僵化的缩影。

“晋安哥，你这可是在第一线为民操心啊。”我敬了他一杯，“‘茶煮匠’那边，倒是摸索出一点利用本地资源、发展农村副业的路子，至少让参与的社员和周边群众多了些收入，也多了一些产品上市。

郭伯伯之前也肯定了这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新探索，算是解决了姓社姓资的顾虑。”

郭晋安点点头：“嗯，我爹是表过态，说你们那个模式，方向是对的，是在集体框架下调动积极性。这也是为什么供销系统对你们还算支持。

不过……”他话锋一转，带着提醒的意味，“浩子，树大招风。你们现在摊子铺得越来越大，虽然定性了，但盯着的人不会少。

尤其是在分配上，一定要把握好度，显得太‘扎眼’不行。现在有些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