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交流了一些细节后，冯局长和耿科长便离开了。送走他们，我们三人心情更加沉重，但也更加清晰。这是一场硬仗，但并非没有胜算。

一夜无话，但无人安眠。

第二天上午八点五十分，我们提前十分钟来到了地区商业局的小会议室。会议室不大，中间一张长条桌，铺着绿色的绒布。已经有一些人到了，泾渭分明地坐在桌子两侧。

我们被引导到一侧坐下。对面，为首的是一个约莫五十岁左右、戴着深色边框眼镜、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的中年人。他面容严肃，嘴唇紧抿，眼神锐利如鹰，正低头看着一份文件，手指不时在上面点点划划。不用介绍，这就是罗永年。他身边坐着几位同样表情严肃的随行人员，应该是红星厂的技术和行政干部。

我们这边，除了我们三人，冯局长和耿科长也坐在了我们一侧，这无疑给了我们巨大的心理支持。地区商业局的几位领导坐在主位，主持会议。

九点整，会议准时开始。

地区局的一位副局长主持会议，简单开场后，便请红星厂方面先陈述意见。

罗永年扶了扶眼镜，没有拿稿子，直接开口，声音洪亮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感：“各位领导，同志们！关于韩家村大队茶叶蛋技术的问题，我们红星副食品加工厂的态度是一贯的，也是明确的！社会主义协作精神，要求我们打破门户之见，把好的经验、好的技术，无私地奉献出来，服务于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原则问题，是路线问题！”

他开门见山，直接拔高到路线高度。

“但是，韩家村大队的某些同志，却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错误认识！他们搞出了一套所谓的‘卤料包’、‘协作点’，实质上是在技术上搞封锁，在协作上设门槛！这是典型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思想在作祟！是与我们倡导的共产主义协作精神背道而驰的！”

他的目光锐利地扫过我们，带着强烈的压迫感。

“更有甚者，他们不顾组织程序，擅自下乡，与其他公社搞所谓的‘协议’，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是企图用既成事实来干扰上级的正确决策！这种风气，绝不能助长！”

他挥舞着手臂，语气愈发激昂：“他们口口声声说收的是‘成本费’，可这成本怎么算？谁说了算？这里面有没有隐藏的‘利润’？这种打着集体旗号，行市场交易之实的做法，难道不是资本主义经营倾向的苗头吗？！我们必须要警惕，要坚决制止！”

一番话，如同连珠炮，将他之前扣的几顶大帽子重重地砸了过来，会议室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地区局的领导们表情严肃，冯副局长微微蹙眉，耿科长则担忧地看了我们一眼。

李书记的手在桌子下微微发抖，王会计紧张地推着眼镜。

按照事先分工，由我先做主要陈述。我深吸一口气，站起身，将那份精心准备的汇报材料放在桌上，但没有立刻打开。我面向主持会议的地区商业局领导，声音清晰而稳定：

“各位领导，我是韩家村大队的韩浩。首先，非常感谢领导给我们这个机会，来汇报我们韩家村在探索社队副业发展方面的一些实践和思考。针对刚才罗永年副厂长提出的几点质疑，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向我们尊敬的领导们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和汇报。”

“首先，关于我们探索的‘茶煮匠’模式，包括‘核心卤料包’和‘协作点’建设，我们的初衷和最终目的，绝不是罗厂长所说的‘搞技术封锁’、‘设门槛’。恰恰相反，我们是为了更好地、更有效地、更可持续地推广我们的经验，带动更多的兄弟公社和社员群众共同发展！”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我开始阐述我们准备好的理论框架：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协作，不是简单的‘一平二调’，不是吃‘大锅饭’。真正的、富有生命力的协作，应该是基于明确分工、严格标准和合理核算的协作。我们韩家村，作为技术的先行探索者，承担起了制定标准、研发核心、质量控制的责任。这就像军队打仗，需要有统一的指挥、统一的装备和统一的战术纪律，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我们提供‘核心卤料包’，就是在提供标准化的‘弹药’；我们建设‘协作点’，就是在培训合格的‘作战单元’！这难道不是更高级、更有效率的协作形式吗？”

我看到地区局的一位领导微微颔首。

“其次，关于‘成本费’的问题。”我转向王会计示意，他立刻将那份详细的《成本构成说明》复印件递给了各位领导。

“这绝非罗厂长臆测的‘隐藏利润’或‘资本主义交易’。这份成本，是我们韩家村大队会计和社员代表，一笔一笔，根据实际耗费核算出来的。它包括原材料的采集收购成本、社员的劳动工时成本、燃料损耗成本、以及必要的集体提留（用于技术研发再投入和设备更新）。我们收取这个费用，是为了保证我们集体财产的价值得到体现，保证这项事业能够良性循环、不断扩大再生产！如果无偿调拨，试问，我们韩家村社员投入的劳动价值如何体现？我们集体投入的物力财力如何补偿？这项刚刚起步、前景良好的事业，岂不是要因为缺乏持续投入而夭折？这难道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和多快好省的原则吗？”

我适时地抛出了反问。

“我们认为，尊重价值规律，进行严格的经济核算，正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优越性的体现！是为了避免浪费，提高效益，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最后，关于我们主动下乡帮助兄弟公社建设‘协作点’。”我语气诚恳，“这更不是‘无组织无纪律’，而是我们韩家村大队党支部和全体社员，在初步取得成绩后，怀着对兄弟公社的深厚情谊，积极响应‘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先进帮后进’号召的主动作为！我们看到兄弟公社有需求，我们有经验，难道要坐等上级文件，眼睁睁看着机会流失，看着群众继续受穷吗？共产党人最讲认真，最讲究实事求是和主动负责！我们这样做，正是为了避免官僚主义，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柳林公社、石泉公社的同志们可以证明，我们的帮扶是完全无私的，除了核心料包按成本价供应，所有的技术、人力、甚至部分物料，都是无偿支持的！我们所追求的，是大家共同把‘茶煮匠’这个代表着质量和信誉的集体品牌维护好、发展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我的陈述条理清晰，有理有据，既有理论高度，又充满了实践的泥土气息，更重要的是，始终紧扣着社会主义的政策和精神内核。

罗永年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在我话音刚落，他立刻拍案而起：“强词夺理！你这是偷换概念！把资本主义的生意经，包装成社会主义的协作论！领导，他们这是在歪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