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国接过记录本。密密麻麻的数字，工整清晰，每七天有一个小结，每月有一个总结。

这种扎实，做不了假。

“冀教授，您研究这个多少年了？”

“十二年。”冀教授平静地说，“1953年开始，那时候没人支持，没经费，我就用自己的工资买牛，在自家后院养。后来省农科院给了块地，才算有了正式基地。”

“为什么坚持？”

“为什么？”冀教授笑了笑，“张书记，您知道农民养一头牛要多久吗？三年，甚至四年。养成了，卖掉了，换来的钱不够给孩子交学费。如果我能把饲养周期缩短到两年，把肉量提高三成，农民就能多挣点钱，孩子就能多读点书。这个‘为什么’，够不够？”

张振国沉默了。

离开试验基地，车队驶向平遥县食品厂。

远远就看到厂门口围着一群人。

“怎么回事？”张振国皱眉。

车停下，张振国下车。人群立刻围了上来，但秩序井然，没有喧哗。

为首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穿着打补丁的棉袄，脸上皱纹深刻如刀刻。

“领导，您是省里来的吧？”老汉问。

“我是省纪委张振国。老人家，你们这是……”

“我们是平遥的养牛户。”老汉回头指了指身后的人群，“这里有两百多人，都是和食品厂签了养牛合同的。”

张振国心里一沉：这是要集体上访？

但老汉接下来的话让他愣住了：

“领导，我们听说省里有人查韩浩同志，查咱们的牛肉产业。我们不懂大道理，就想跟您说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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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

“我姓牛，叫牛得草，平遥牛家堡的。”老汉声音洪亮，“我家祖祖辈辈养牛，到我这儿，养了四十年。四十年啊，没富过。最好的年景，一年挣一百块钱，平常年景，挣个口粮。”

他顿了顿：“去年，韩浩来了，食品厂跟我们签合同：我们养牛，他们包收，价格比市场高一成。我半信半疑，签了。今年春天，我家两头牛出栏，卖了六百块钱——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

人群骚动起来，有人附和：“我家也是！”“我家卖了五百八！”“我买了自行车！”

牛得草继续说：“领导，韩浩还让农科院的教授教我们科学养牛，教我们种饲料，教我们防病。我的牛以前一年病两三回，现在一回都没病过。这叫什么？这叫恩情！”

他上前一步，眼睛直直看着张振国：“领导，我不知道韩浩犯了什么错。但我知道，他是个好人，他为我们老百姓办实事。如果他真有错，我们这些养牛户，愿意替他担！”

“对！我们愿意担！”两百多人齐声喊道。

声音在古老的城墙下回荡。

张振国站在原地，看着这一张张质朴的脸，看着他们眼中真挚的光，喉咙有些发紧。

他办过很多案子，听过很多辩解，见过很多表演。但眼前这一幕，不是表演。这些农民不懂政治，不懂路线，他们只懂最朴素的道理：谁对他们好，他们就对谁好。

“乡亲们，”张振国开口，声音有些哑，“你们的意思，我明白了。请相信组织，一定会实事求是，把事情查清楚。”

“领导，我们能写个联名信吗？”牛得草问，“我们不会写字，但能按手印。两百多个手印，总能说明点啥吧？”

张振国看着老人粗糙的手，点了点头：“可以。”

离开食品厂时，张振国的心情很复杂。

车开往县城的路上，他看到了更多景象：新建的饲料加工站，正在扩建的牛舍，正在接受培训的“赤脚兽医”……平遥正在发生改变，虽然刚刚开始，但势头很好。

如果这一切因为调查而中断，这些农民刚点燃的希望，会不会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