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用了五十年，才学会不把‘工作’等同于‘价值’。”导览员的声音很平静，“又用了五十年，才勉强构建起‘非劳动价值评估体系’。而现在……”老人似乎想到了什么，叹息了一声，却不说下去了。

陈默的身旁站着一位论坛的与会者，戴细框眼镜的青年社会学家马厚澈。他低声说：“你看这些历史影像里的人群，注意看看他们的眼睛。那眼神里前期是愤怒和恐惧，中期是迷茫和空虚，而现在……”

他指向展厅出口处实时联动的街头监控画面。人行道上的人们步履从容，表情平静，但那种平静之下，马厚澈说：“是一种更深的焦虑。当生存不成问题，当娱乐唾手可得，当AI能替你完成从生产到创造的大部分事情……你存在的坐标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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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默左脸的植入体忽然轻微刺痛，是萨拉传来实时舆情摘要，又有自媒体发文，将“共生计划”类比为“新型职业培训”，质疑其“用情怀掩盖剥削本质”。

马厚澈瞥见陈默侧脸的微光：“压力不小吧？”

“习惯了。”陈默关闭提示，“你们学界现在怎么看‘工作’？”

“看领域。”马厚澈苦笑，“经济学说这是生产力释放的必然阶段，心理学说这是自我认同危机，社会学在吵这是结构转型还是系统溃散。”他指向出口处实时联动的街景监控，“但你看那些人，物质都不缺，表情也不痛苦，可眼里总给人感觉有点空。不是饿，是饱了之后不知道下一口该吃什么的那种空。”

陈默想起苏晴课堂上一个孩子说过的话。那孩子有轻微社交障碍，但在全息沙盘里能流畅表达。有次课后他小声说：“苏老师，我在外面总觉得‘饱了’，在这里才觉得‘饿’。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学会更多。”

当时陈默不太理解。现在站在这座装满“饱了之后”历史的博物馆里，他忽然触到了一点那个孩子的意思。

论坛的会场暖气太足，空气里有股混合着咖啡和打印机碳粉的沉闷气味。陈默被安排在下午最后一个发言。前面三位学者，一位用大量图表论证“后劳动时代个体意义自建构模型”，一位探讨“AI伦理边界与人类主体性保卫战”，第三位则尖锐指出：“所有群体性意义运动，都可能成为新的规训工具——包括那些以‘解放’为名的。”

台下听众大多神情专注，但陈默看见有人悄悄查看股价，有人手指在膝盖上无声敲击。这里每个人都很文明，很得体，但那种博物馆里的“空”，似乎也弥漫在这个空间。

发言都很精彩，数据翔实，逻辑严密。但陈默走上台时，看着台下那些衣着得体、面容精致的面孔，突然想起早上在博物馆看到的、那些二十一世纪无数下岗工人眼中野兽般的恐惧。恐惧会变形，但不会消失。它只是从“我会饿死吗”，变成了“我重要吗”。

想到这里，陈默并没有打开准备好的演讲稿，而是有了新的想法。萨拉在耳内提醒：“原定内容更稳妥。”陈默却抬手轻触植入体，示意她静默。

“刚才马厚澈博士问我，”陈默开口，声音透过扩音器在礼堂里荡开，“‘共生计划’到底在解决什么‘真问题’？是在帮助残障人士就业吗？但在这个失业率不足2%，而且那2%的失业率大多是自愿选择‘无职业状态’的时代，‘就业’本身还是问题吗？”

台下迅速安静下来。几位学者微微前倾身体。

“我想先请大家看一段实时数据。”陈默示意萨拉接入。礼堂中央的全息屏展开，呈现的是源点网络光海此刻的波动图，无数光点流转、碰撞、分离、再聚合，形成浩瀚如星云的图案。

“这是此刻，源点网络内正在发生的七千三百二十一次‘协同’。”陈默说，“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不产生任何直接经济价值。苏晴在教小羽如何用全息模型表达‘孤独’的情绪；一位退休的机械工程师正在指导年轻人修复一台两百年前的古董收音机，纯粹因为‘它的音色很温暖’；三位高敏感者正在共建一个‘情绪气象站’，试图把难以言说的感受转化为可共享的抽象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