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二年春，长安的日子过得像温水煮茶，不疾不徐。

朱雀大街上，商队往来不绝，新铸的乾元通宝在市井间流通顺畅；河南道的麦田里，农户们忙着春耕，“耕织能手”的牌匾挂在村口，成了最体面的荣光；工坊里，张阿三改良的织布机已经推广到江南，一匹匹细布顺着运河运往各地；军属营里，孩童们在私塾读书，妇人们缝补军衣，偶尔传来的笑语，透着安稳日子的暖意。

李佑的日常，也似这盛世般“平淡”。

晨起批阅奏折，大多是各地的丰收报、新政推行的进度条、边军的平安信。他不似历代有些帝王那般勤政到彻夜不眠，也不耽于享乐，每日午时必会小憩半个时辰，傍晚还会带着内侍在宫墙内散步，看夕阳染红河池。

百官渐渐习惯了这样的帝王——他很少发脾气，奏折上的朱批大多是“准”“依议”“着户部速办”，看似不温不火，却让整个大唐像一台精密的机器，顺畅运转。

只有沈彻知道，这平淡之下，藏着怎样的雷霆。

三月初十，锦衣卫暗桩的密报，悄无声息地放在了李佑的案头。

密报上只有短短几行字：江南士族联合地方官员，抵制科举新政，私扣寒门士子的报名表；更有甚者，暗中兼并新分的田产，逼得流民再次逃亡。领头的，是前礼部尚书柳承业，他的嫡孙在贤才科中落榜，便撺掇着江南士族抱团反抗。

李佑看完密报，指尖在纸上轻轻敲击，声音在寂静的御书房里格外清晰。他没有立刻发怒，只是召来内侍：“传朕令，三日后，在太极殿召开朝会，宣柳承业及江南各州府主官入京。”

内侍躬身退去，李佑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庭院里抽芽的柳树，眼底无波无澜。他知道，盛世之下，总有蛀虫想破坏规则。他这个“裁判”，不是要消除所有矛盾，而是要在矛盾露头时，轻轻一拨，让一切回到正轨——这便是阴阳调和，也是帝王的掌控之道。

三日后，太极殿内，威仪依旧。

柳承业身着绯色官袍，昂首立于文臣阵列前排，身后跟着的江南主官们，也个个面带倨傲。他们料定李佑不敢对江南士族动真格——江南是大唐的赋税重地，士族根基深厚，一旦逼急了，恐生祸乱。